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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在广西全灌两县组建七支隐秘抗日武装的最终命运如何

2025-10-26

1943年,党组织派邓崇济(他是全州县两河乡百板洞村人,1942年8月在桂林师范学习时,毛文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全县和灌阳两地开展工作。同年8月,邓崇济再次返回全灌,组织了两个党小组,全县的党小组长由他担任,阳中的党小组长则是曾金全。

1944年夏秋,日军发动了豫湘桂作战。7月,广西省工委的政治交通员肖雷来到灌阳,成立了中共灌阳县特别党支部(包括全县和灌阳两县),任命邓崇济为支部书记,文良为副书记,下设两个支部,县里的党支部书记由谢雄平担任,灌阳的党支部书记由文良儒兼任。

在全县大田百板洞村召开了党员、培养对象和先进青年骨干的大会,号召各地党组织,动员群众积极投身抗战。在日军逼近时,组织各种抗战武装力量,阻挡其前进,保护群众撤离。敌势逼境后,坚决开展游击战,建立敌后民主抗日政权和抗日根据地。

1944年9月13日以后,全县和灌阳接连沦陷,日军13、40、58师团等部队开始在全县、灌阳、兴安等地筹划进攻桂林、柳州、河池、南宁等地的军用物资,他们抢劫掠夺得十分凶狠,手段也非常残忍。

广大群众气得直跳,自发地以姓氏、家族、村屯为单位,纷纷站出来抗敌。中共灌阳特支趁机呼吁所有党员和热血爱国青年,按照原先的安排,迅速组织起来,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斗行列中。

从1944年9月底到10月中旬,大家凭借自己在家族和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在群众中的威望,陆续组建了7支抗日队伍。以下是根据当时灌阳县特支书记,也是全州县首任县长邓崇济晚年回忆整理的,这7支队伍的成立过程与发展情况。

全县恩乡大田村的抗日自卫队

这支自卫队是邓崇济搞的,起初大概有六七十把枪,名义上称为恩德区自卫联队新编第2中队。

这支自卫队刚组建起来,就取得了战果。当时邓崇济在枫木山和邓老满、邓满了等人商量怎么组建抗日自卫队,发现日军三个人从大田驻地到枫木山去抢劫,于是他们趁着日军喝酒吃肉、毫无警觉,扔出了三个手榴弹,把那三名日寇炸死了。

1944年11月,灌江东岸东山白宝一带,包括大田、美田、百板洞等地,日军掌握两个据点,一个是马头,另一个是寨屋。那会儿,敌人经常在大田、百板洞、厚村、美田东山一带抢劫财物,邓崇济当时带领大田自卫队驻守在田乾。

有一天,十来个日军来到大竹拉殿门前抢劫,大田自卫队侦察了解情况后,把伏兵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寨屋回寨路上的大狼口山上。等到日军踏入伏击圈,我军轻机枪和手榴弹同时出击,猛烈的火力让敌人来不及反击,只能仓皇撤退。此次战斗中,击伤击毙了不少日军,还击毙了一名曹长。

这场仗让军民的士气大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迷思。邓崇济猜想着敌人可能会来报复,晚上就布置了作战方案,把部队连夜安排在凤凰岭和大埔岭的顶端上驻扎。

果不其然,第二天一大早,敌人有200来人,还装备了几挺轻重机枪和几门炮,冲上麒嶙山顶,朝大竹拉、百板洞附近乱轰乱射,不过他们倒不敢下来进村。

快到中午的时候,敌人把昨天留下的尸体都收拾好了,然后开始往回撤。等他军队退到寨屋山的背后时,我方赶到小田山上,和大埔岭的部队联手,居高临下对敌人猛开火,结果敌人很快就撤回寨屋据点继续死守。下午的时候,日军还吹吹打打地为战死的同袍举行了厚葬仪式。当晚,寨屋和马头这两个地方的日伪军全都撤走了。

第二天,邓崇济带着自卫队赶到寨屋和马头,看到墓地里新挖了好几座坟。邓崇济一想,昨天敌人死的挺少,伤的也不少,挺奇怪的,于是就下令挖开坟墓。结果在日军的尸体下面和假坟里,竟然发现了四千多发子弹、一箱手榴弹,还有差不多千发炮弹,另外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军用物资。

从那以后,灌江的东岸再也没有日军的据点,东山一带变成比较安全的抗日根据地,县里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也都搬回了全县东山的清水。

整个恩乡美田村的抗日自卫队

这支自卫队由地下党员刘心潜策划组建,依靠他表哥唐守约作为当地民团的司令。队里曾有人手持五六十支枪,挂名为自卫联队抗日独立中队。

美田村抗日自卫队刚组建的时候,连班排都还没算成,队员刘存菊等3个就藏在山里。那会儿,日军一个中队长带着二三十个人,到自屋村来抢东西。炊事员在做饭,士兵们都跑到河里洗澡,把枪支弹药扔在岸边。刘存菊趁机隐藏在旁边,用枪瞄准,瞬间击毙了在岸上的那名日军中队长,然后悄悄地溜走了。

到了1944年11月下旬,日军一支大队经过八百岭,绕道灌阳,准备进攻桂林。刘心潜带领国民党第93军挺进纵队第二支队刘权的部队,早在大吊凹设了埋伏。当天,日军进入伏击圈后,我方开火,枪声顿时响成一片,滚木、垒土、炮火齐出,把敌人打得手忙脚乱。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3人,伤了不少,还有两匹战马被缴获。从此以后,敌军再也不敢走这条通往灌阳的山路了。

全县恩乡石塘抗日独立中队

大田会议之后,灌阳的中共特支把全县党支队书记谢雄平安置在他的舅舅唐锦鹩在川溪的庄园里。唐是沛田人,也算是石塘的绅士,谢看到石塘的富户们都组建了自卫队自保,也动员支持他的舅父组织石塘自卫大队抵抗侵略、保家卫国,还推荐蒋光密担任石塘独立中队队长,赵修仁任分队长,他们手里有枪60多支,活跃在石塘的东北到南部地区。

谢雄平调到东山政工队担任队长之后,石塘中队变成了特支和建乡之间联系的中转站。像杨庆祝、唐仁芝这些我党直接控制的全县学生抗日游击队的年轻积极分子,超过30人都带着枪,也都编入了蒋光密的队伍。当时,石塘中队的队伍里,有枪的就有九十多支了。

到了1945年2月中旬,这支中队在杨子桥公路附近设了伏击,袭击了一队经过的日军,击毙了敌伍长高田茂,还有几名敌人受了伤。那时,石塘中队在当地对于打击敌伪汉奸、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挺不错的作用。

全县恩乡立田村的抗目自卫队

陆绍双同志参加大田会议归来后,回到自己家乡立田,与黄荣誉同志合伙,凭借他们在立田板桥铺一带群众中的威信,组建了立田抗日游击队,陆绍双担任队长。

因为这一带在1934年红军经过时,留下了交给群众保存的80多支枪,组建抗日队伍时,便用了这批武器,所以立田的队伍武器条件还算不错。

到了1944年夏天,整个县的政府在恩乡设立了新埔源办事处。为了争取合法的抗日身份,又方便筹措军粮,地下党利用蒋奇芬的统战关系(蒋奇芬是这个办事处的副主任),安排陆绍双当立田中队的指导员兼事务长,而黄荣誉的岳父陆瑞玉则担任队长。实际上,掌控一切的,还是我们地下党。

这个中队成立以后,搞过好几次和敌人的战斗,击伤打死不少敌军,缴获了不少军用物资,还把日军掠走的东西抢了回来,收获挺丰富的。

国民党灌阳县自卫队大多藏在深山老林里,不敢跟敌人正面攻坚,倒是立田游击队跟日军交手最多,很多时候是主动出击,还多次伏击敌人的大部队,动作挺频繁的。

由于我方提前占据了有利地势,采用游击战术,所以伤亡相对较少。只是这次在瓜子槽山作战时,陆俊田同志为了发挥火力,挺身而出射击,结果受伤后就英勇牺牲了。

整个县的学生抗日游击队

1944年九月左右,全县的地下党员唐仁芝找到内建乡小学的代课老师汪记雨,还有他的大哥汪记风等四个人,暗中在汪家开会议事,决定组建全州县的学生抗日游击队。经过联系,聚集了八个年轻人,配备了7支半枪。最开始由汪记风担任队长,后来由唐仁芝接任队长。

全县的抗日学生游击队在1944年11月初,由杨庆祝带领,在敌人下乡抢劫归来的路上,在建安司八字堰一带设下埋伏,击伤击毙了五名敌军,还夺回了三十多头耕牛和十多担物资,解救出被抓走的花姑娘三四十人,以及四五十个挑夫。

这场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杨庆祝背后被敌人弹头穿透,但他依然镇定自若地指挥作战。事后,除了军用物资外,群众的财物都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他们,大家都特别感激,不少人杀了几头猪来表达谢意,军民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1944年12月上旬,这支部队在夜里偷偷潜入麻市大洲村敌人的“宣慰队”驻地,趁敌人睡得正香时,成功摸到一挺轻机枪和十几支步枪。现场只有一名哨兵端着枪在那打盹,出于安全考虑没敢去拿武器,这次行动没有开一枪一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2月下旬,这支队伍联合友军围困岸山园的敌军二三十人,整天激战,击毙了曹长久保五郎和五名士兵。剩下的敌人虽然受了伤,但死不投降,退到一道沟冲里坚守,趁着夜色偷偷溜走。这一战不仅彰显了我军的威风,还大大提高了学生抗日游击队的声誉。

全县学生抗日游击队一成立,93军挺进支队蒋朝翰的部队就打算把学生队拉拢,但被拒绝了。蒋朝翰趁着我方没有防备,把学生队的6名出差人员缴了枪,扣了起来。

学生队也是不甘示弱,没有搞得太吵闹,反倒把蒋部的8个人也扣了枪。之后请来了同情学生抗日游击队的蒋继伊、唐叶舟帮忙调解,才用“走马换将”的办法,互换人枪,兄弟之间这事才算解决了。

为了避免被顽固武装彻底吞掉,学生队请来了桂林专署专员的儿子陈谋荣,挂了个名义上的大队长头衔,向国民党县政府申请备案。虽然批准了,但考虑到学生队里的年轻人带有“红色”的倾向,国民党只同意用“全县县学生宜慰队”的名义,还发了一枚关防长专用的印鉴。陈谋荣被任命为大队长,马光炯担任副大队长,杨庆祝和唐仁芝负责政治部的正副主任。

学生队的具体工作由杨和唐两人负责。反对吞并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陈谋荣搞起了分裂活动,企图拉队伍去资源投靠顽固派,杨庆祝、唐仁芝等一批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坚决予以抵制。他们将我党掌握的大约30余支枪,正如前面提到的,带领开赴石塘,编入我党控制的蒋光密的独立中队。

全县的东山抗日政工队

东山抗日政工队的负责人谢雄平,就在全县担任党支部书记。骨干成员蒋昌斌和杨拔茜也都是地下党员。虽然这个队名义上负责宣传和群众工作,但实际上一直被我党视作培训干部的训练班,队里的领导都属于地下党组织。

1945年春,蒋文度(国民党县长)把县政府迁到东山清水。因为怀疑东山政工队其实是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他就把东山政工队整编成了全县政工队,并派他的侄儿蒋安担任队长,想借此控制他们。

谢雄平和我党骨干们对蒋安展开了一场讲道理、讲利益、讲原则的反控制行动。起初,他们派桂林高中的学生以及治钢、杨庆祝、谢敦尹等人与蒋安拉近关系,赢得了蒋的信任。接着,蒋带来十多名队员,多数都是爱国进步的青年,经过工作沟通,几乎全部与原东山政工队融合为一。

之后,我党政工队把宣传工作搞到离东山县政府挺远、离县城还挺近的康强乡、石塘两河一带。每天都要翻山越水,蒋安怕吃苦,不愿意跟队走动,这事儿都由谢雄平操办,另外,还特别注意党的秘密工作,把机要文件和重要的进步书刊都藏到可靠群众家中,没有给蒋文度留下任何把柄,所以政工队的工作限制得很顺利、很成功。

灌阳县的政工队伍,把宣传工作摆在了离东山县政府挺远、离县城还挺近的康强乡、石塘两河一带。每天都得翻山越岭,蒋安怕吃苦,不太愿意跟队一起走,这事儿都由谢雄平安排,特别注意党的秘密工作,把机要文件和重要的进步刊物都藏在可靠的群众家里,没有给蒋文度留下任何把柄,所以政工队的工作进行得挺顺利、挺成功。

这队的指导员由郑震担任,队员岳平也是地下党员。灌阳县政工队除了负责干部培训、搞好抗日宣传和群众工作外,一闻到有战机就马上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出击打击敌人。

1944年10月,通过侦察得知,灌阳县城的敌人经常在李桂屋一带骚扰群众,抢劫财物,还搞得妇女遭殃,他们与友军合作,于12日清早在李桂屋附近设伏,占据了有利的地形。

上午11点钟,日军一支小分队果然到这片地区来了,开始抢劫、掠夺。敌人一进入伏击圈,我军就用机枪、手榴弹、土制枪、土制炮和六心炮齐齐开火,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搞得他们慌不择路,狼狈逃窜。

这次交火,打死打伤敌人6个,缴获步枪4支。战斗结束后,政工队分析认为敌人肯定会来报仇,于是就组织大家疏散,群众也都跟着撤离,我政工队也迅速转移。

果不其然,第二天敌人增派兵力到李桂屋一带扫荡,结果扑空。为了发泄心头的火气,竟把一个有三十多户的村庄烧得一干二净。政工队故意在东边山点起烟火引诱敌人,敌人的兵力又多又骄傲,加上心存仇恨,敌酋不考虑后果,命令敌军继续搜寻前进。

等敌人走到八道水一带,政工队趁着地形有利反击,敌人在那些山峦叠叠、深山密林的地方,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晕头转向,根本不敢硬拼,仓皇逃跑。

等敌人退走的时候,政工队紧跟着追击,击伤了5个敌人,还救出了被日军掳走的十多名妇女,也夺回了被敌人抢走的群众财物。

从那以后,敌人再也不敢在灌江以东的瀑江、小江源一带放肆侵犯,群众和灌阳自卫队的抗战信心也因此大增。可惜在战斗中,政工队的孙觉同志胸部中弹,负重伤后英勇牺牲了。

1945年3月,灌阳境内的日军全部撤离,那年仲夏,柳州和桂的日军也相继退去,抗战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胜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本来打算在湘粤桂边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也就无法再实现了。

鉴于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中共灌阳县特支根据“萌蔽精干,积累力量,长期埋伏,待机而动”的白区工作方针,经过研究后,及时调整了党工作的重点。他们采取措施,有计划地分批撤退和安置由我党领导的这7支抗日武装。从1945年6月到9月,这些部队的成员陆续从国民党自卫队中撤出,准备在新的形势下展开新的斗争。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军占领灌阳将近一年时间里,我党领导的这7支部队展开了多次激烈战斗,达21场之多,攻占敌据点11个,摧毁维治会乡村的政权20多个,还击毙日军30多人(其中包括2名军官、3名曹长、1名伍长),打伤日伪军大概四五十人。战利品方面,他们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19支,子弹七八千发,还收缴了几箱手榴弹,得到大量的雨衣、军衣、军鞋、军帽等军用物资。战利品中还包括两匹战马,把被日军劫掠的妇女五六十人、耕牛30多头、鸡鸭和猪肉十余担,以及数十担的粮食,也算是不少的收获了。

为了能在敌、伪、顽严重夹击的环境下站稳脚跟,这7支部队从来没有直接宣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虽然如此,他们在利用合法身份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团结又斗争,完整贯彻了我党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誓击日寇,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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