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记忆中的刘少奇

自延安时期起，邓力群依照组织部署陪同刘少奇前往马列学院授课之际，二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此，刘少奇的言谈举止对邓力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邓力群亦赢得了刘少奇的深切信赖。邓力群曾长期在刘少奇身边服务，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少奇修养报告对邓力群影响深远。

1937年，邓力群抵达延安，随即投身于中央党校的学习与工作之中。翌年5月5日，正值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延安正式成立了马列学院，邓力群亦随之调入该学院。经过三个月的系统学习，他被任命为教育科长，这一职位赋予了他至关重要的职责——制定教学计划。在这一计划中，重中之重便是邀请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授课。尽管马列学院拥有稳定的师资队伍，但关键课程却通常由党内享有盛誉的革命家与理论家主讲。这些授课者虽非学院的常任教师，但他们的课程却极富分量，深受学员们的喜爱。鉴于此，邓力群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邀请中央领导同志来学院授课的工作中。马列学院的校园坐落于延安城北约七八里的蓝家坪，与中央所在地杨家岭隔延河相望。由于工作需求以及地理位置的便利，邓力群得以有幸与中央高级领导人近距离接触。他与刘少奇的结识，正是得益于这一特殊的缘分。

延安马列学院对学员的学习期限设定为六个月，分为前三个月与后三个月两个阶段，两阶段的学习内容各有侧重。然而，有一门课程却贯穿了整个学习过程，那就是党建课。1939年7月，邓力群完成第一期培训班前半段课程学习后，负责讲授党建理论的康生在讲解完基本理论后，便因工作繁忙而未能继续后半段的教学。他对负责课程计划的邓力群建议，下半阶段的党建课可以邀请刘少奇授课。康生特别强调，刘少奇是党内资深干部，经验丰富，现担任中原局书记，近期来延安汇报工作，正是授课的好时机。邓力群采纳了康生的建议，以马列学院工作人员的身份拜访刘少奇。在延安，无论是党内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彼此关系密切，联系高级干部也相对便捷。加之刘少奇当时就住在张闻天的住处，而张闻天恰好兼任马列学院院长，邓力群便迅速找到了刘少奇，并直接提出邀请其前往马列学院讲授党建课程。张闻天虽不直接负责教学安排，但鉴于是自己学院的干部前来，自然鼎力支持，并表示希望刘少奇能前往学院授课。刘少奇坦诚回应，表示党建问题众多，自己难以全部承担，且在延安逗留时间有限，还需前往前方，因此只能讲授部分课程。他自信地提出，可以讲授一个至关重要的党的建设问题——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邓力群欣然答应，并迅速安排了授课时间。

“聆听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教诲，其中许多道理是我前所未闻的，它们确实让我受益终身。”

刘少奇同志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演讲，在延安引发了深远的影响。授课结束后，马列学院的学员们纷纷传颂，一致称赞刘少奇同志的讲授精彩纷呈，深受启发。延安其他部门的干部，诸如中宣部、中组部等中央机关的众多同志，亦纷纷前来马列学院聆听刘少奇同志的授课。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使得马列学院的教室座位显得愈发紧张。鉴于此，马列学院临时作出决定，将课堂迁至中央大礼堂。正是在那里，刘少奇同志圆满完成了共产党员修养这门课程的讲授。课程结束后，刘少奇同志便返回了前线。

刘少奇虽已离世，然而他授课的教诲却在延安之地广泛传播。刘少奇的授课内容，由邓力群等马列学院的同仁细心记录，经过反复核对，最终整理成文字的雏稿。当刘少奇重返延安之际，他对这份初稿进行了细致的整理、核对与修订，并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在《解放》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问世后，邓力群再次深入研读，从中获得了新的启发与教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随后被毛泽东同志选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之一。

1943年，刘少奇于延安。

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其核心在于要求共产党员坚守共产主义信仰。若遗忘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便不配被称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培养自身最崇高、最伟大的美德。

刘少奇务实作风深印邓力群。

在延安岁月里，刘少奇同志那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工作态度，对邓力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年时，邓力群在回忆起与刘少奇的交往时，讲述了一段颇具意味的故事。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干部的审查阶段。邓力群，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亦参与了这一工作。延安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成员向邓力群透露，他们发现了一位“反面教员”，一位有历史问题的女同志，其身份尚未明确，请求邓力群至总学委进行审查。该女同志曾在河南加入共产党，后因河南出现“忠义社”，该组织实为国民党特务机构“复兴社”的外围，而她也因抗日热情而加入，但未向党组织报告。抵达延安后，她在填写履历时提及此事，引起总学委的重视，怀疑她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由于总学委的审查结果不明，便请邓力群介入。邓力群在审查后，认为情况严重，直接与该女同志谈话并追问，但未得到满意答复。他持续一周与她交谈，要求她交代问题。最终，她表示只能向刘少奇同志说明，邓力群对此表示理解，认为她愿意向刘少奇而非自己交代，同样可行。刘少奇从华东返回延安参加整风，邓力群便向其汇报了此事。刘少奇同意让该女同志向他说明情况，并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刘少奇立即与邓力群谈话，质疑审查过程中的调查是否充分，并指出邓力群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采取的逼供信方式是“左”倾冒险主义。邓力群在晚年回忆此事时，表示刘少奇的批评非常尖锐，且印象深刻。他认为这次谈话对他影响深远，强调了审查干部必须有证据，从实际出发，同时对于同志的错误应直接提出批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尽管与刘少奇仅有简短交往，但刘少奇从党的利益出发，对同志的缺点不论熟悉与否都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

刘少奇始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工作和同志。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对邓力群的成长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刘少奇访苏，委邓力群重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曙光即将照亮历史的天空之际，刘少奇肩负中共中央的使命，秘密踏上了访问苏联的征程。在筹备阶段，邓力群亦被选为随行助手之一。彼时，邓力群正任职于东北，突然接到中央的电报召唤，前往北平。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抵达北平后，方才得知自己被正式确认为刘少奇秘密访苏代表团中几位秘书之一。在启程之前，代表团肩负着起草一份邀请苏联专家协助新中国建设的文件的重任。邓力群接下了这一撰写任务。文件完成后，经王稼祥审阅，最终由刘少奇定稿。与此同时，刘少奇还安排邓力群参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汇报，旨在让他深入了解我国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来，待抵达苏联后，邓力群便能更有针对性地寻求苏联的支持与援助。

抵达苏联之后，刘少奇在诸多关键活动中均指定邓力群参与。然而，在刘少奇访苏期间，他所委以邓力群最为重大的任务，便是派遣他前往新疆，力求实现该地区的和平解放。对此，邓力群在晚年依然记忆深刻。

1949年8月，邓力群在新疆伊宁。

当时的新疆形势很复杂。在新中国眼看要成立时，美国搞了一个阴谋：在西北联络各方面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力量，集中于新疆的迪化，同时把西北的五马（马鸿宾、马鸿逵等）撤到新疆，和新疆的大伊斯兰主义者、大土耳其主义者共同配合，搞所谓的“新疆独立”，成立伊斯兰共和国。这些人一旦宣布“新疆独立”，美国立刻宣布承认。美国这个阴谋如果得逞，将给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带来很大困难，苏联也不好插手。为了防止美国插手分裂中国，中共中央做出决策，把原来准备1950年解放新疆，提前到1949年。同时，为了粉碎美国把新疆独立出去的阴谋，急需派得力的人去争取和平解放新疆。如果从北平选人去新疆，路途遥远，又不能及时和苏联方面接洽，时间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和毛泽东商量，决定派正在随同刘少奇访问苏联的邓力群直接从莫斯科去新疆。原来的安排，是刘少奇访问苏联后，把邓力群留在莫斯科，帮助王稼祥筹备中国驻苏大使馆。此时，情况紧急，中央临时做出改变，派邓力群去新疆。由于随同刘少奇访问苏联的人本来就少，只好派邓力群一个人去，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联络各方面。为了与党中央及时联系，邓力群到新疆后，马上建立一个特殊的“力群电台”，随时向中央请示汇报，按照中央指示开展工作。虽然通过苏联方面安排了三个人随同邓力群进新疆，但这三个人都是做收发电报和译电工作的，一切工作都让邓力群一个人做出决断。实际上，邓力群是单枪匹马进新疆。

刘少奇之所以派遣邓力群前往新疆，是基于他对邓力群能力的充分了解，并坚信他能够胜任此重任。在逆境之中，刘少奇敢于将重任托付于邓力群，这充分体现了对他深切的信任。然而，这一使命无疑艰巨繁重。即便如此，邓力群毫无迟疑，欣然接受任务。邓力群在晚年回忆时表示：“对于我来说，这项工作陌生而缺乏经验，但内心却充满了喜悦。因为这意味着我有机会回到祖国，投身于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我立刻答应，并坚定地表示将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1950年6月，在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之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与包尔汉、赛福鼎、邓力群（位于照片右一）等人士合影留念。

邓力群万事俱备，即将踏上征程，此时刘少奇特地下令与他谈话。鉴于此行至关重要，而邓力群当时正值年轻，一旦抵达新疆，将需独立作出所有决断，刘少奇对此深表关切。他对邓力群的教诲，既严格又周密。刘少奇对邓力群言道：“此次赴新疆，你肩负中共中央联络员的使命，核心任务是搭建新疆三区与党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沟通桥梁。抵达当地后，务必全面掌握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风俗民情等各方面情况，尤其要注重搜集敌我友三方的军事资料，并将这些信息收集整理后，及时、系统地汇报党中央。外交无小事，一切均需向中央请示。务必谨慎从事。在整个任务执行过程中，无论大小事务，均需请示中央。未经党中央的指示，严禁擅自发表意见，不得擅自作主，此为纪律。与邓力群谈话后，刘少奇还特别指示相关人员提供三四万卢布作为活动经费。”

正是此次刘少奇对邓力群的信任与委派，让邓力群在新疆的和平解放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邓力群任刘少奇秘书。

“有一次少奇同志召集我们办公室的成员开会，他说：你们与我之间的关系是协助我工作，而你们所做的工作具有秘书性质。但我不希望给你们赋予任何名号。”邓力群还特意指出：很多人认为我是刘少奇的政治秘书，这并不准确。我始终坚持，虽然我曾为少奇同志提供过秘书性质的服务，但我并非他的秘书。

邓力群，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亲身目睹了刘少奇在建国初期那繁忙而紧张的工作状态，并深受其严谨工作作风的熏陶。尤其是刘少奇对自己及身边工作人员的高标准要求，在原则问题上敢于直言、勇于批评的品格，对邓力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与陈伯达（位于左一）、胡绳（位于左三）以及邓力群（位于左四）一同在杭州潜心研读，共同学习。

邓力群曾提及他亲身经历的刘少奇在1956年筹备党的八大报告时的一段往事。他回忆道：“1956年7月，八大政治报告的第一稿正式完成。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中央领导前往北戴河期间，毛主席亲自召集相关人员，就乔木同志的稿件提出了意见。数日后，少奇同志再次召集起草人员至其别墅召开会议，指出一波同志对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并请其阐述，以便大家考虑如何采纳并完善报告。一波同志到场后，指出报告仅针对右倾保守进行批判，而未涉及急躁冒进，存在片面性，建议增加对急躁冒进的批判。我们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通过时兼顾了这两方面。在此次报告中，我们增加了对急躁冒进的批判，毛主席并未发表意见，也未表示反对。起草小组的成员在中南海西楼加班加点，直至最后阶段，修改一段内容后便呈送给少奇同志审阅。记得有一次，深夜11点左右，少奇同志邀请起草小组的同志至其住所进行讨论，当时他已进入卧室。他提出，对党的领导部分增加了一段内容，强调毛主席的正确性在大革命时期已得到证实。他表示，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未能想出满意的答案，以至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旦问题想通，撰写出满意的稿件，他便可以安心入睡。”从这一事件中，邓力群从刘少奇身上汲取了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对其影响深远，受益终身。

“楼上楼下，随时可上。”进入他的房间，他不会起身迎接，我们也无需刻意坐下，他既不主动迎接，也不送行。谈话结束后，离去与否全凭个人意愿，无需拘泥于礼节。如他所说：“来了打个招呼，走了拉拉手，送出门这些，都不必。”这便是少奇同志的教诲，也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

刘少奇品行高洁，勇于指出不良现象，直言不讳，给邓力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力群回忆道：“我曾亲耳聆听他发表那些可能让某些人感到不悦的言论，面对可能得罪人的言辞，他毫不在意。他批评机关中负责行政的人员，认为他们利用职权给予我们各种好处，即使我们并不需要，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来讨好他人，这种做法实为私心作祟。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言语确实可能让人反感，但同时也体现了他坚定的立场——即便身为国家主席、党的领袖，也不应享有特权。他明确表示，下属的行政人员进行这些额外行为是错误的。”

邓力群办公中。

刘少奇同志在严格要求自己、家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方面，给邓力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力群回忆道：“少奇同志对家属的教诲，尤其是对子女的管教，尤为严格，对个人生活的要求，几近苛刻。他所抽的烟，始终是普通的大前门牌。对于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简言之，绝不允许有任何沾光之举。1957年春，我们数人曾与他一同前往考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途中，我们始终乘坐火车，无论是用餐、住宿、开会还是与人交谈，皆在火车之上。即便有时需下站与人交谈，谈话结束后亦即刻返回火车。与他一同出行，这种生活习惯和生活秩序始终如一。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喜那些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如此一来，他得以了解更为真实的情况，能够直接与工人、农民交流，与基层组织对话。”

刘少奇同志心怀人民，对于普通工人能够获得较高收入，他总是由衷感到欣慰，这一态度也给了邓力群同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邓力群同志曾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在1956年，我们与少奇同志一同乘坐火车南下，途径河北时，我们了解到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待遇，其中佼佼者每月可达400余元。听到这一消息，他不禁笑了起来，那笑容中充满了喜悦。他说，煤矿井下工人的月工资已经超过了国家主席，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他强调，井上工人与井下工人应有所区别，井下工人的表现也应得到相应的认可。对于井下工人的月工资能够超过国家主席，他感到无比高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大进步，这种情感与我们当今的时代大相径庭。少奇同志的这种情感值得我们铭记。他的一生，言行举止始终紧密关联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始终秉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保持平等的姿态，不愿高高在上，事事特殊。”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不幸遭受打击，与之共事的邓力群亦遭连累，背负“刘少奇代理人”的恶名，遭受批斗。面对造反派强令其“揭发”刘少奇的施压，邓力群始终坚决拒绝。即便在刘少奇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被永远开除党籍之后，邓力群依然坚守原则，拒不“揭发”。正是这份难得的品格，使得他在当时显得尤为珍贵。直至1980年2月，中央为刘少奇的冤案予以平反。由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文革期间亦遭受批判，平反后，众多同志纷纷撰文探讨其重要价值。尽管这些文章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有许多老同志觉得意犹未尽。在此背景下，邓力群于1980年6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此文高瞻远瞩，寓意深刻，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核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科学评价。众多老干部阅读此文后，均感欣慰，认为此文从根本上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洗刷了冤屈。邓力群本人亦感慰藉，认为自己在这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实属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