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聂曦海报

聂曦，1917年诞生于福建福州。他曾担任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的上校科长，并曾是吴石的贴身副官。此外，他亦是中共隐蔽战线上一员情报组成员。不幸的是，1950年2月，聂曦遭到捕押。同年6月10日，他在台北马场町英勇捐躯。

交际科长

聂曦，1917年诞生于福建福州这片沃土。他的童年时光，是在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中的宫巷里度过的，而他的本家亲戚聂能辉，则居住在怀德坊的水玉巷。聂能辉后来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其坚定的信仰与不懈的行动，对聂曦的成长轨迹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成年之后，聂曦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时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的吴石，独具慧眼，发现了这位福州同乡的才华，遂将他纳入麾下，委以随从副官的重任。

聂曦紧随吴石，一同投身于抵御日寇的烽火战场。他怀揣着正直的品性，对吴石师长忠诚不渝。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1946年春，吴石被委以重任，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后于1948年5月更名为国防部史政局）的局长一职。随即，他安排聂曦兼任该局（局名更改为政局后）总务组组长。

吴石与中共人士秘密联络，聂曦始终坚定地肩负起安保重任。在关键时刻，吴石委派聂曦将搜集到的军事情报传递至党组织，聂曦从未失手。1949年初，为传递情报，吴石频密奔波于南京与上海，有时更亲自前往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遂的居所亲自递送情报。何遂，吴石的密友，同时担任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中共不可或缺的统战与情报联络人。何遂之子何康身为中共地下党员，依循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安排，被委以吴石的联络员之职。在情报传递的过程中，聂曦与何遂及何康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在紧急时刻，吴石将情报严密封装，标明“何遂收”，交由聂曦亲自递送。吴石因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为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其中亦包含了聂曦的重大功绩。

1949年二月，吴石先生受命担任福州绥靖公署的副主任，聂曦作为其副官，亦随行前往。在吴石与聂曦的精心挑选下，王强被选定为吴石的随从参谋。至五月，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下令吴石将存放于福州的500箱关键军事机密档案运往台湾。吴石以“军运紧张，调船困难”为理由，仅以百余箱的参考资料与军事图书替换了绝密档案，并将这些材料列为首批，派遣人员先行运往台湾。六月初，遵照吴石的命令，聂曦及随从参谋王强等人将剩余的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福州仓前山麦园路的福建省研究院藏书楼进行秘密藏匿。8月15日，即吴石启程赴台湾的前夕，聂曦将王强秘密带到吴石的住处，吴石郑重叮嘱王强务必保护好这批档案，并要求他与福建省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及立法委员刘通取得联系。8月17日，福州宣告解放，王强迅速将这批军事绝密档案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英勇烈士，在就义那一刻，定格成了永恒的悲壮瞬间。

1949年8月16日，聂曦与吴石同赴台湾。彼时，吴石已荣升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窗陈诚，此时正执掌台湾新设的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凭借与陈诚的密切关系，吴石将聂曦推举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的上校科长。在聂曦就任交际科长之前，他巧妙地安排，使潜伏于国民党国防部的年轻军官王正均成为吴石的副官。聂曦的亲戚、中共地下党员聂能辉，是王正均投身革命道路的启蒙者。1946年，王正均遵照党组织的部署，成功潜入国民党国防部的二厅。自此，聂曦与王正均紧密合作，共同助力吴石推进情报工作。

聂曦，英姿飒爽，才智出众，人际交往广泛，游走于国民党军队之中如鱼得水，结识了众多好友，为吴石的情报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但吴石并未向聂曦透露中共的机密及组织关系，而是基于多年的信任，暗中交予他一些特定的任务。聂曦恪守本分，行事严谨，总是能够高效无误地完成吴石的托付。1949年秋季，聂曦两次勇敢地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两次前往香港，将吴石所搜集的关键军事情报亲手交给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的负责人万景光。

1949年8月，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不幸遭受重创。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在台湾全岛范围内迅速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搜捕行动，对地下党组织实施了残酷的打击，并严格管控了人员出入台湾岛，推行了一种极端恐怖的高压统治。特别是在负责全岛军事行动的陈诚的积极推动下，检举和揭发的风潮迅速蔓延，整个台湾岛顿时陷入了一种狂热的状态，告密和揭发的风气盛行，使得人人自危。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密令派遣党员朱枫赴香港，进而转往台湾，她受命成为吴石的联络人。在成功与吴石建立联系之后，朱枫肩负重任，接收并转递了数批至关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她以迅捷的速度将这些情报送回祖国大陆。后续的事实证实，吴石提供的情报在军事领域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赢得了上级的充分认可。在此次行动中，朱枫与吴石保持了每周一到两次的密切沟通，每次会面均由聂曦亲自策划、陪同并提供掩护。

朱枫亦独立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首次被国民党特务拘捕，却巧妙逃脱，摆脱了特务的追捕，隐匿起来。一日，他在与朱枫约定的会面地点——建昌行南北杂货店，留下了一张便条。朱枫阅读了“老郑”（蔡孝乾的代号）的留言后，得知又有地下党员不幸落入敌手，“老郑”急切地催促她迅速离开台湾。尽管蔡孝乾与吴石未曾直接接触，但特务在他的记事本中发现了“吴次长”三个字。在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姓吴的副部长并不常见，而身居要职的吴石尚未完全揭露其真实身份。

吴石

此刻，中共台湾省工委及众多地下党组织正面临着空前的破坏，国民党在台湾岛上实施严格的戒严令，陆、海、空的通道都被严密控制与封闭，通往香港的航运线同样中断，岛内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搜捕如同对待敌军般严苛。除非得到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帮助，否则几乎无人能从台湾脱身。在这危急关头，朱枫向吴石紧急寻求援助。

先前，聂曦不惜个人安危，为一名地下党员巧妙地办理了“出境证”。面对朱枫身处困境，吴石果断决策，决定将她送离台湾，并再次委派昔日部下聂曦承担此重任。朱枫欲离台，唯有先乘坐飞机暂避至仍受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浙江舟山定海，之后再设法秘密返回祖国大陆。然而，如何搭乘飞机抵达舟山定海，却变成了一道棘手的难题。聂曦设法为朱枫搞到了一张“出境证”，并通过与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供职的参谋王济甫的联系，打探到近期将有一架从台湾飞往舟山定海的军用运输机，专用于接送兵员。借助空军同僚的协助，聂曦再次成功获得了搭乘许可。

1950年2月4日，适逢农历立春之时，聂曦驾驶车辆，接上了朱枫，同时王济甫亦同行相伴，一同前往机场。途中，所有安检与询问事宜均由王济甫独自承担，朱枫因此得以顺利登机。聂曦随即向吴石做了汇报，两人心中均感一丝释然，满怀期盼地祝愿朱枫能从舟山定海平安返回祖国大陆。

迅速行动，国民党特务紧循线索，追踪至朱枫前往舟山定海的轨迹。

2月18日，朱枫在舟山遭到当局的逮捕。聂曦协助朱枫逃离台湾的证据，直接成为了其“通共”指控的过硬证据，进一步坐实了其“共谍”的嫌疑，聂曦也因此即刻陷入了囹圄。与此同时，吴石的行踪亦随之暴露，于3月1日亦被当局逮捕。

直面生死，义无反顾。

1950年二月，聂曦不幸被捕，随即被押送至国民党保密局管辖的监狱，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进入三月，吴石、王正均、陈宝仓等一批人士也相继落网。

“你只是个副官，是吴石的帮凶，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聂曦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愿以牺牲自己的革命节操来换取暂时的生存。

聂曦英姿永驻。

经过严苛的审讯，国民党特务一无所获。审讯结果上报后，蒋介石震怒不已，亲自签署了“吴石匪谍案”的死刑令。1950年6月10日，聂曦与吴石、朱枫、陈宝仓在台北马场町英勇献身。行刑之际，聂曦留下了一张令人肃然起敬的照片：他身着洁白的衬衫，下半身巧妙地隐蔽于军裤之下，脚蹬马靴，双手被反绑于背后，却依然神态自若，嘴角含笑，英姿飒爽。照片一经公布，台湾岛内的媒体竞相报道，赞誉聂曦形象威武，大义凛然，即便面对死亡也毫无畏惧。他忠诚坚定、不屈不挠的崇高形象，迅速在台湾岛内传颂开来。聂曦临刑前的这张照片，堪称舍生取义的楷模，令人叹为观止。

聂曦，作为吴石情报小组的核心成员，承担着协助吴石搜集情报、传递信息以及执行各项隐蔽任务的重要使命。他紧跟吴石的步伐，潜入台湾，深入敌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出色地完成了每一项任务，直至壮烈牺牲。他以宝贵的青春和满腔的热血，为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赞歌！他的革命精神与忠诚坚定，将永远被后世铭记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