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最关键的一仗，比飞夺泸定桥更艰险，毛主席：三天必须攻下

前言

在长征的征途中，红军历经艰辛，穿越重重封锁线，然而前路依旧暗藏危机。国民党军队如同穷追不舍的恶狼，企图将红军一举剿灭。在这关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红军亟需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以扭转局势，为后续的战略转移和生存争取到宝贵的喘息之机。

此刻，一场战役正在进行，其艰难险峻程度，远甚于飞夺泸定桥。敌军布防严丝合缝，地形亦极端险峻。然而，红军却面临毛主席“三天之内务必攻克”的严令，这几乎是一项看似无法完成的使命。

究竟是在哪一场战役中？红军将如何在这逆境之中达成这一艰难的任务？

指针碎于湘江岸。

罗盘的指针最初指向的，正是湘西这片土地。那里，贺龙的红二、六军团犹如黑暗中的一抹曙光，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汇聚一堂，团结互助，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为合理且极具诱惑力的构想。

在蒋介石精心编织的严密罗网前，逻辑显得异常脆弱，不堪一击。数以十万计的军队早已磨刀霍霍，沿着通向湘西的道路提前挖就了墓地。那条名为湘江的河流，并没有成为通往希望的桥梁，反而化作了八万六千名红军中五万余人的血腥墓地。

江水被鲜血染成殷红，无情地击碎了既定的计划。队伍人数锐减至三万余人，士气降至冰点。残酷的现实如同响亮的一记耳光，猛然惊醒了每一个人：前往湘西，无疑是走向死亡之路。

在生死攸关之际，久被忽视的声音再次响起，变得格外清晰。毛泽东力挽狂澜，仿佛凭借战场上野兽般的直觉，指向了贵州——那里山岭连绵，远离帝京，敌人势力薄弱，成为了唯一可以暂时喘息的角落。从通道会议的急转直下，到黎平会议的最终决策，红军的航向在行进中完成了首次剧烈且关乎生死的转向。

舵手易主，港湾仍难寻。

贵州之地，亦非理想之境。群山蜿蜒，土地贫瘠，当地少数民族对来者充满戒备与疑虑。此地或许能暂避追兵，却绝非宜于长久扎根的乐土。

遵义会议的召开，堪称征程中的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它圆满解决了“谁来掌舵”的议题，通过一场激烈的内部辩论，最终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

尽管此次会议在政治与军事层面实现了秩序的恢复，但仍未能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即航船的方向究竟在何方？

关于在遵义安家的念头，不久便被摒弃。新的战略目标锁定在长江之北，一个更为辽阔的舞台——川西乃至川西北地区。该地资源丰富，人口稠密，似乎更适合作为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似乎，命运总喜欢与这支疲惫之师开个玩笑。当红军历经辗转，终于抵达长江南岸之际，对岸的川军早已严阵以待，将渡口牢牢封锁，使得北渡长江的愿望成为了一场遥不可及的挑战。

罗盘的指针，再次轻轻摇摆。在云南的扎西，会议作出决议，决定暂缓渡江行动，转而采取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带迂回行进的战略，与数十万追兵展开一场更大规模的捉迷藏游戏。

这正是日后被传颂为神话的“四渡赤水”。这并非一场轻松的表演，而是一支军队在被逼入绝境后，运用极致的智慧和想象力进行求生的一种体现。凭借这一神来之笔，红军巧妙地玩弄了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于股掌之间，同时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时机。

利用云南军事部署调整之际，红军在昆明附近虚设攻势，实际上却急速夜行，成功穿越波涛汹涌的金沙江。这才真正摆脱了敌人的重围。然而，脱困后的难题依旧——接下来该往何处去？原先关于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计划也因此被完全摒弃。

罗盘不能指南北同时。

疲惫不堪的队伍，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张国焘一人身上。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成为了当时唯一存续的红军主力力量。此时此刻，会师成为了他们唯一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

1935年6月，四川懋功，两股力量终于汇聚一堂。十万雄师并肩前行，气势恢宏，仿佛能扭转乾坤，一展宏图。在两河口会议上，全军将士达成了共同的认识：集中精锐力量，北进甘肃南部，力图创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本应是团结一心之时，然而，人潮的壮大却反而催化了野心之裂痕的蔓延。

张国焘掌握着八万精锐之师，其兵力是那历经艰苦征战、疲惫至极的中央红军的数倍。实力对比的悬殊，使得他心态失衡。他遂以“统一指挥”为名，四处设置障碍，拖延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反而大肆宣扬南下的主张，意图返回川康边域“另立中央”。

罗盘不能指南北同时。

为了促进团结，中央政府屡次作出让步。周恩来甚至不惜将自己红军总政委的职位，拱手相让给了张国焘。然而，所有这些妥协并未换来预期的合作，反而导致拖延愈发严重。北上的绝佳时机就这样被虚掷，红军陷入了胡宗南部和川军的南北夹击之中，形势岌岌可危。

分裂，已不可避免。

八月，部队分兵两翼，张国焘统领左路军，毛泽东与周恩来则随右路军同行。在右路军历经重重磨难，穿越那被称作“死亡陷阱”的浩瀚草地，成功夺取包座险关，为全军打通了北上的道路之际，迎接他们的并非期待中的战友重逢，而是一封充满杀气的密电。张国焘公然违背既有约定，拒绝继续北上，反而命令右路军折返南行，意图以武力威慑党中央。

在危急关头，叶剑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将密电送达。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策，于深夜带领仅剩的一、三军团，秘密启程，孤军北上。原本期盼的壮阔重逢，却不幸以一场痛彻心扉的内部分裂收场。

地图失效，路从绝壁凿。

此刻，紧随中央继续北进的队伍，人数锐减至不足八千。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他们宛如一群自地狱深处爬出的幽魂。

在俄界会议上，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构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已然显得遥不可及。会议遂作出了一项近乎绝望的决定：调整战略方向，毅然北进，向毗邻苏联的边境地带挺进。那是一个看似飘渺的目标，但其中唯一的合理性在于，若能抵达那里，或许能够获得国际援助，从而求得生存之道。

然而，在这份渺茫的希望面前，横亘着最后一道，也是最为险恶的一道天堑——腊子口。

9月16日，陕甘支队抵达腊子口。两侧是如刀削斧劈般的绝壁，直插云霄。中间流淌着湍急的腊子河，这里是唯一的通路，一座狭窄的木桥横跨其上。敌人早已在此严阵以待，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他们依托悬崖和桥头碉堡，构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几挺重机枪的枪口，宛如死神的眼眸，冷峻地凝视着每一个试图靠近的生灵。

在所有策略均已穷尽之际，唯有回归最质朴的战斗手段——以生命为代价，勇往直前。

日间的攻势终究未能得手。夜幕降临，勇猛的

进攻亦一次次遭遇挫败。战士们如同飞蛾扑火，一波又一波奋勇向前，却也在那如冰雹般密集的手榴弹爆炸和交织的火力网中，纷纷倒下。

经过五次勇猛的冲锋，五次均以惨重的损失告终。毛泽东焦急万分，下达了严令：务必在三天之内攻克敌阵！然而，众人心中皆清楚，若无奇迹发生，那道镶嵌在石壁间的狭小通道，恐怕将成为这支英勇军队的葬身之地。

正面强攻无异于自取灭亡。在绝望中，指挥官们不断进行侦察，最终揭露了敌人一个致命的疏忽：他们依仗着天险，以为峭壁无人能够攀爬，以至于碉堡竟未设顶防！

已有周密计划，但究竟谁能担当此任？恰在此时，一位绰号“云贵川”的苗族年轻战士挺身而出。这位十七八岁的青年战士，源自贵州，自幼便掌握了在峭壁上采药的技能。他誓言，若能赐予他一根附有钩子的长杆，他定能成功攀爬而上。

这成为了唯一的希望之光。在夜幕的掩护下，“云贵川”携带着工具，潜行至一处岩壁的隐蔽角落，犹如一只敏捷的壁虎，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漆黑的夜色之中。

在悬崖之下，众人的心如同悬于喉间，紧张而期待。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一根由绑腿巧妙编织而成的长绳，悄无声息地从山巅垂落。一支英勇的突击队，沿着这根维系生命的绳索，悄无声息地向山顶攀登。

铁鞋终点，旧报纸藏。

9月17日凌晨，夜幕浓重至极。正面佯攻的枪声再次此起彼伏。正当守军将所有精力都凝聚于桥头阵地时，右侧高峰之巅，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突然腾空而起！

“冲锋号响彻夜幕！”总攻的号角划破长空。盘踞在崖顶碉堡中的敌人，还未从得意中回过神来，无数手榴弹便如暴雨般自天而降，在他们头顶炸裂成朵朵烟花。防御体系顿时土崩瓦解。山下的突击队趁机发起猛攻，挥舞着战刀，如猛虎下山般跨越木桥。天险至此被我军攻克。

腊子口一开，全局活。

这场惨烈的胜利，仅仅为我们推开了一道门，而门后的道路，依旧笼罩在未知与迷茫之中。他们将继续踏上向北的征程，寻求那个与苏联毗邻的、遥远而飘渺的归宿之地。

历史的转折，往往隐藏于最不显眼的细节之中。当那支疲惫的队伍抵达甘南的哈达铺小镇进行休整之际，一次偶然的发现，竟彻底改变了命运的走向。

于当地邮局搜集而来的旧报纸堆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士惊喜地发现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刘志丹与徐海东率领的两支红军已在陕北成功会师，并构建起了一片稳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历经一年的浴血奋战，跋涉万里，孜孜以求的谜团，竟赫然呈现在一张油墨尚新、纸张泛黄的旧报纸之上。

这一喜讯，犹如一道划破长夜的闪电，瞬间照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一个真实可感、由同志们共同构筑的家园，相较于那个遥不可及的与苏联相邻的幻梦，显得更加诱人。

9月27日，于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调整了俄界会议的既定方针，并将长征的最终目的地明确定位于陕北。

自湘西至贵州，自川西延伸至川滇黔地区，乃至川陕甘交界，乃至苏联边境一线。在这支军队的征途上，罗盘指针在短短一年间狂乱摆动，至少六度转折。然而，引领他们抵达终点的，并非精心策划的战略部署，亦非详尽的军事地图，而是一场在绝境中的殊死搏斗，以及一张来自敌方占领区的报纸。

10月19日，随着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标志着我军这场历时漫长的求生之旅正式画上了句号。

腊子口的风声依旧在陡峭的岩壁间回荡，而吴起镇上吹拂的，却是那特有的黄土气息。

那是家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