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程子华，在漫长的革命征战中建立了不朽的丰碑：他于大革命浪潮中投身黄埔军校，继而在领导红二十五军取得长征胜利后，担任军团政治委员；抗战后期，他肩负起晋察冀根据地的全面领导工作；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他成为了东北野战军最早成立的两个兵团司令员之一……然而，建国之初，程子华便转投地方和经济等领域，因而鲜为人知。实则，回顾程子华建国前的军事生涯，即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相提并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贡献和经历同样斐然，被誉为“无衔将军”实至名归。

投身黄埔大革命

程子华，本名程世杰，1905年6月诞生于山西省解县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原本姓苏，由于幼时被过继至姨母家中，这才改姓程。完成高小教育后，程子华得以考入享有官费支持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在太原国民师范就读期间，他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1925年6月，程子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北伐战争的连战连胜，1926年12月，程子华等三位同志受山西省委的派遣，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27年伊始，程子华成功跻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的行列。尽管在武汉分校的学习生涯不过半年有余，但他却在中共党组织的精心培育下，与徐向前等山西籍师生，包括当时的军校工兵大队长，积极交流革命理念。在此过程中，程子华的政治觉悟、军事技能以及思想境界均得到了显著提升。他曾随校编入国民革命军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并肩作战，共同抵御叛军夏斗寅部的侵袭，并在战火中磨砺了意志。大革命虽告失败，但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并未令程子华屈服。他毅然离开张发奎部教导团，从汉口辗转至上海，寻求党组织的庇护。抵达上海后，党中央派员与他谈话，指示道：“‘八一’暴动后，贺龙、叶挺的部队已赴广东，你应前往广东加入贺、叶部队。”程子华抵达广东后，起初在李济深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服役，不久后重返广东的张发奎部教导团，并顺利恢复了与党的联系。

昔日的广东，张发奎正与新兴的桂系展开地盘争夺战，后方守备空虚。他将主力部队调往西江与桂系军队对峙，而将教导团留驻后方以维护治安。广州敌军力量薄弱，正逢武装起义的良机。遵循党中央的指示，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广州起义爆发，并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程子华积极参与起义，并随起义部队攻下了最为顽固的反动据点——广州市公安局。广州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程子华依然率领起义部队余部征战千里，抵达由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所在地海陆丰。在此，他积极投身于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后因伤势所困，留在了海丰县。鉴于程子华身为北方人，在当地隐蔽颇为不易，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最终离开了海丰县，寻觅党组织。

模范兵暴第一声

程子华自粤地离去，身处白色恐怖的氛围之中，曾赴上海及解县故里寻觅党组织，却未能如愿。最终，他抵达河南南阳，在军阀岳维峻麾下，方才找到了党组织的踪迹。1929年夏日，中共地下党已在岳部十五个连队中设立了党支部，党员人数超过七十，构筑起一道坚实的战斗壁垒，并直接受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的指挥。程子华起初在岳部担任副官，继而又成为第一师六团二营五连的排长。随着部队的缩减，众多共产党员被迫离开队伍，军官中的党员仅剩程子华一人。他积极运用结交朋友的策略，秘密争取并团结了同情党的非党员士兵，积聚力量，以期在时机成熟之际，组织起兵变。

岳维峻部并非蒋介石嫡系，蒋介石早有将其吞并之心。该部对蒋介石及黄埔军官的反感情绪尤为强烈。尽管部队历经多次改编，但党的势力仍在不断壮大。1929年10月初，程子华所部——原岳维峻部改编的独立十五旅，抵达阳新、大冶地区，准备进攻红军。此时，程子华与原岳维峻部地下党员赵品山取得联系，认为不应将枪口对准红军，而是应趁机将队伍带离。恰在此时，党中央派遣柯庆施、邓乾元等同志前往汉口寻找程子华，程子华随即向他们汇报了情况，他们也赞同将部队带离。随后，他们计划与附近活动的红五军第五纵队内外夹击，攻占大冶城，发动兵变。一个月后，中央军委指示采取“里应外合”的兵变策略。程子华决定于12月14日晚12时发动起义。当晚11时，程子华召集各连党员及各班班长，首先制服了反动军官，随后率领起义部队与何长工、李灿所率的红五军第五纵队汇合。起义的五连后并入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程子华被任命为支队长。程子华等人遵循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摒弃旧军队的不良风气，使其转变为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

大冶兵暴不仅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平江起义的接续，更赢得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模范兵暴的先声”。1934年1月，程子华同志凭借大冶兵暴的辉煌成果，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荣膺二等红星奖章。

1931年伊始，程子华抵达中央苏区，继后投身于宁都暴动部队的改编工作。他历任红五军团四十师师长、四十一师师长并兼任政治委员，投身于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的激战之中。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中，程子华以英勇善战著称，指挥得当，屡立战功。

领导红二十五军长征

1934年6月，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粤赣军区代理参谋长程子华进行了会面。在交谈中，周副主席指出，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着严峻的困境。鉴于工作的迫切需求，中央决定派遣程子华同志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工作。

程子华克服重重困难抵达鄂豫皖地区根据地。此刻，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已撤离，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在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下，损失惨重。面对红二十五军是留守原地还是进行战略撤退的紧迫抉择，程子华根据对周副主席指示的理解，提出不能任由敌人操控，被动地守在“鱼塘”中，等待敌人逐一掏空。他提出，可以前往伏牛山，那里曾是土匪头目樊钟秀的势力范围，长达数年。那么，我们党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为何不能在此立足呢？

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会上，全体成员一致赞同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认同红二十五军应积极挺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并作出向西转移的战略决策。会议决定，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而原军长徐海东则被调整至副军长的职位。花山寨会议落幕之后，省委委托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负责，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以继续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武装斗争。

12月16日，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自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启程踏上了长征之路。行军伊始，省委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红二十五军首度跨越平汉铁路，深入桐柏山区。然而，该地地形崎岖，难以安营扎寨。程子华向省委及吴焕先政委提出建议，建议转移至豫西的伏牛山区。然而，伏牛山区同样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在程子华、吴焕先的指挥下，红二十五军历经重重围追堵截，最终成功进入陕南，实现了战略上的首次转移。经过不懈努力，红二十五军在陕境的五个月内，初步建立了拥有近五十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得知中央红军已挺进北方，抵达青海、甘肃边境，随即决定继续北上，以期与中央红军实现会师。在北上征途上，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兼军政委吴焕先不幸英勇牺牲，程子华随即肩负起代理省委书记和军政委的重任，徐海东则担任军长。在程子华和徐海东的英明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在9月抵达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长征出发时，红二十五军仅有两千九百余人，而抵达陕北后，人数已增至三千四百多人。与此同时，留在陕南的红七十四师也发展壮大至近二千人，成为四支主力红军长征中唯一人数非但未减反增的部队。

1936年，邓小平、徐海东、聂荣臻、程子华（位列第三，右侧），以及杨尚昆等革命先辈，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事实业已证明，程子华抵达鄂豫皖地区后，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并结合对根据地形势的深刻分析，对省委作出的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决策产生了关键影响。他的这一卓越贡献，得到了红二十五军众多老同志的一致赞誉与公认。

九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所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实现了胜利会师，并正式合并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担任军团长，程子华则出任政治委员。紧接着，程子华参与了指挥劳山、榆林桥战役，并取得辉煌胜利，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及补给物资，这对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汇合后，程子华率领部队接连参与了直罗镇、东征、西征以及山城堡战役，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稳固与拓展贡献了巨大力量。程子华亦身为以毛泽东为首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九位委员之一，当时中央发出的众多电报，常常将徐海东、程子华与林彪、聂荣臻并提。

主持晋察冀边区事务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线展开，程子华投身于山西第二战区的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中，担纲武装部长及中共党团书记的重任。经过将近两年的辛勤耕耘，战动总会成功发展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壮大至二万余人。

六届六中全会落幕之后，程子华被任命为北方局委员，并与彭真、聂荣臻、关向应等北方局代表共同组成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肩负起领导晋察冀边区斗争的重任。1939年1月，中央作出决策，指派程子华赴冀中地区工作，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政委及冀中军区政委，旨在强化吕正操所率第三纵队的正规化建设。该纵队由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等部队合并而成，当时总兵力达六万余人。然而，第三纵队内部构成复杂，党的组织基础薄弱，战斗力相对较弱。程子华与军区其他领导成员紧密协作，共同研究并制定了加速第三纵队正规化和八路军化建设的方案。他将一批红军老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分配至各分区、各团，担任政委或政治部主任，迅速在部队中建立了完善的八路军政治工作制度，推动了部队的正规化进程。经过两次整军，第三纵队的军政素质显著提升，共创建了十六个主力团，这些团队能够基本满足正规化和八路军化的标准，成为坚守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中坚力量。在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之后，程子华又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坚持平原作战，巩固冀中根据地的地位。他带领工作组深入高阳等地，对地道战进行了深入调研，高度评价地道战是冀中人民巧妙改造地形的一项伟大创举。随后，地道战在冀中地区广泛开展，使冀中成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性平原游击战争的典范。

1938年11月，中共北方分局的领导人包括程子华（自左至右）、彭真、关向应以及聂荣臻。

1943年8月，中央政治局对晋察冀军区及分局的领导架构进行了重新调整。聂荣臻被任命为分局书记，并兼任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程子华与刘澜涛则担任副书记并兼任副政治委员，萧克则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同时，决定在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由程子华暂代书记一职，并担任军区政治委员。翌年1944年，萧克前往延安就医，刘澜涛则前往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此时程子华再次临时代理司令员一职。自1943年9月至1945年9月，程子华肩负多重职责，独力支撑，全面负责晋察冀分局及军区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常常身兼指挥前线战斗与领导后方党政工作两职。

自1944年起，程子华将军引领晋察冀军区迅猛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鉴于根据地斗争形势的发展需求以及中央的决策，相继成立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致力于拓展解放区。至1945年夏日，晋察冀根据地的面积已增至四十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两千五百万，军队从最初的四十个小团扩充至一百个团，兵力也从1943年夏的五万四千人增长至三十二万余人，民兵人数更是达到了九十余万。此举极大地巩固和拓宽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版图，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冀察热辽战斗

日本战败投降之际，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攫取胜利果实，派遣众多部队进攻东北解放区。为挫败敌人的阴谋，中共中央果断成立东北局，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等同志担任要职，程子华同志担任东北军区司令员。随着形势的演变，原定担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林彪同志被调至东北，程子华同志则返回冀热辽地区。在此期间，程子华同志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治委员兼冀热辽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以及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48年5月，他又兼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地区地处要冲，它是华北与东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东北的屏障与门户。程子华同志为将冀察热辽地区建设成为我党坚实的根据地，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巨大努力。他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在该地区全面实施土地改革，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推动生产、支前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程子华在冀察热辽地区大力推动野战军的发展壮大，至1947年9月，他所率领的冀察热辽部队，从抗战胜利初期不足三万人的规模，迅猛增至二十万人。部队编制扩充为八个、九个、十一个纵队，以及五个独立师、两个骑兵师和一个炮兵旅。经过不懈的锻炼与磨砺，这支部队已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野战部队，有效地支援了晋察冀部队的作战，成为东北战场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此期间，冀察热辽人民对战争的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1945年底至1948年底的三年间，该地区的一千六百万人口，为解放军输送了三十余万兵员，地方部队的数量也增至四十余万。这些部队均成为我军在辽沈决战中的中坚力量。

1949年，程子华（居中左侧）、谭政、罗瑞卿、贺龙等历史人物齐聚西柏坡。

在此阶段，程子华将军率领冀热辽及随后的冀察热辽部队驰骋疆场。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便调集重兵进攻热河省的省会承德。程子华、萧克等同志指挥若定，成功赢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承德保卫战的胜利，共击溃国民党军3.1万余人，有力地捍卫了热河解放区，并延缓了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增援。1947年冀察热辽夏季、秋季和冬季攻势中，程子华将军率领部队消减了华北敌军的主力，使我军在冀察热辽的战略形势由劣势转为优势，为东北战场的作战提供了直接支援。

自1948年9月起，程子华凭借其宏大的战略视野和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他领导冀察热辽部队的第八、第九、第十一纵队以及三个独立师，攻克了绥中、兴城，成功切断了敌人连接东北与华北的重要交通线——北宁线。此行动完美贯彻了毛泽东“关门打狗”的战略部署，正式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此后，程子华晋升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前线指挥所改编后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指挥部队进行了声名显赫的塔山阻击战。辽沈战役的胜利，取决于能否攻克锦州，而塔山阻击战正是确保我军攻克锦州，进而配合辽沈战役全面胜利的关键。程子华率领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等部队，在塔山地区与装备先进、兵力优势的敌人展开了为期六昼夜的激战，坚守阵地，寸土不失，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这不仅为我军攻占锦州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辽沈战役的整体胜利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程子华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赢得了塔山阻击战的胜利，并将此战例永久载入我军战史，成为其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

未授衔兵团司令员

1948年10月，程子华率领部队在塔山阻击战中取得辉煌胜利后，随即受命率领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进军关内，肩负起平津战役中平张线（即平绥线东段，从北平至张家口这段）的作战使命，与华北部队并肩作战。在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尚未入关之际，中央军委授权程子华统一指挥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以及地方部队执行平绥线作战任务。为了实现统一领导，中央决定设立平绥前线委员会，程子华担任书记，罗瑞卿任副书记。程子华指挥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及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等部队，相继切断了张家口敌人的西逃路径，并成功歼灭敌军两个军五个师，打乱了傅作义的防御部署。最终，实现了锁定傅系、牵制蒋系的目标，将傅作义集团遏制在平津地区，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提供了掩护。随后，程子华兵团与东北野战军萧劲光一兵团及华北军区等兄弟部队共同形成对北平的包围态势。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后，程子华担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委，组织并指挥了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式，并在其他部队的协助下，迅速稳定了北平的社会秩序。

1949年四月，毛主席与朱总司令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号令。程子华率领由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改编而成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沿着平汉铁路向南挺进。在南征途中，他们成功消除了安阳、新乡等地的华北残敌，并解放了襄阳、樊城等地。渡江之后，程子华部与兄弟部队紧密协作，在衡保战役中取得胜利，从而解放了湖南全境。与此同时，自1948年底至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组建了十六个兵团。在这十六个兵团的首任司令员中，建国后，一位被授予元帅军衔，三位被授予大将军衔，十一位被授予上将军衔。程子华是唯一一位未获授衔的兵团司令员，这主要是因为他那时已经离开了军队。

1949年9月，中央决定任命程子华为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并兼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历经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之艰辛与考验，程子华同志卸下战火硝烟，转战地方，投身于新中国蓬勃发展的建设浪潮之中。